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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商代玉、石文字在中原地区时有发现，其中以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处的考古收获 为重要。这些玉石文是对以殷墟甲金文为代表的大宗商代出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本文蒐集散见于有关着录中的殷墟侯家庄13号墓石簋刻铭，刘家庄南地墓葬朱书玉璋、刘家庄北地墓葬墨书玉璋，好墓刻字石牛、石磬、玉戈，小屯18号墓朱书玉戈，苗圃北地筮数刻石，以及虢国 墓地出土的小臣妥玉琮、小臣玉璧、小臣玉戈、王伯玉觿和玉管等多种遗物，并对其中的文字分别加以释读，以期增进对这些殷商出土文献的研究。石峁遗址发现了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马面"等附属建筑。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系国内已知的龙山时期至夏时期城址。外城东门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出土了玉器、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遗物。石峁遗址对研究文明起源有重要意义。东北地区末次冰期的旧石器遗址的埋藏地层分为4个阶段，旧石器文化可划为3期，分别距今2.5万～.8万年、5.万～2.5万年和7.3万～5万年。各期的变化时间与末次冰期的两次气候强烈转变相吻合，体现了东北地区末次冰期人类适应方式的两次飞跃。前一次的飞跃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第二次的飞跃似与外来因素的进入有关。王景荃主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网罗式地收录诸多河南佛教单体造像，为学界了丰富、详实的参考。笔者认为，其中刊布的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二十余件唐代石刻菩萨像，属于武周至晚唐各个阶段遗物。这组菩萨像很可能基于《维摩诘所说经》卷1《佛国品》，旨在于建立一个由菩萨行而成就的佛国净士，劝化并饶益一切众生。邙洛近年出土的三方杂姓墓志，信都伯、冯顺公冯聿，乃太师冯熙之子。父子二志皆出自"乾脯山之阳"；尚书郎中源模，征北将、北讨都督源子雍之子，凉州史源延伯之弟，源延伯墓志亦近年出土；张懋史书不载。曾祖腾、祖光、父敞、张懋本人与长子显孙、次子令孙、三子汉孙五世为，姓名、职记述清楚。三方墓志的魏碑书体，各有特色，冯聿、张懋二志化隶入楷，楷则俨然；源模墓志在魏碑楷化进程中具有行楷体势，与其同时下葬的长兄源延伯墓志的书法，似均出自季父源子恭之手。本文对一件新见铭文铜戈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国别属齐。戈铭中的"乐成(城)"二字应系地名，地望待考。建筑意包括建筑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内涵。嘉应观作为式祭祀建筑，集宫、庙、衙为一体，其整体布局规整中富于变化，单体建筑风格多样，既体现了建筑的形式之美，又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艺术等潜意识的元素。身历明清鼎革的王铎，存世绘画不多，但山水作品别具一格。经梳理可知，他创作的山水画在晚明时较少，入清之后则渐次增多。其画构图专取五代荆浩、关仝惯用的高远之法，气魄博大沉雄，间或运用唐王维、五代董源的墨法，令画面不失于单调、重复。王铎的山水画成就多来自"临古"的艺术实践，他既能从中汲取古人优长，又能不拘泥于前贤绳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羁绊，强调藉简括朴拙的笔墨表现雄强高阔的万千气象。这正是他经由"临古"之途，实践"创新"之思，得以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此外，王铎笔下的山水别有幽微之义，或在排遣身仕两朝的纠结情绪之际，存有诠释林泉志向与期冀致仕的隐衷，或借思乡之情而传达出怀念故国的情绪。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 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基础性的参考。